截至去年年底,不仅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15个月运行在荣枯线50%以下,德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制造大国与强国的制造业PMI也集体“破防”,一直在为站到荣枯线以上而挣扎。相较之下,印度制造业PMI却展示出连续31个月超出50%的乐观景象,其去年12月份的PMI指数升至56%以上。这种一枝独秀的态势表明,“印度制造”似乎正在聚力弯道超车,以加速追赶德国制造、中国制造和日本制造等全球制造业头部阵容。
印度制造业中最为璀璨的当属纺织业,是目前印度第一大工业部门,印度也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纺织品生产国,纺织业年度产值达2000多亿美元,约为GDP的6%。相比于纺织业,印度汽车制造起步时间要晚一些。其中塔塔汽车公司是目前印度最大的综合性汽车公司和最大的商用车生产商,而让塔塔汽车扬眉吐气的是,其还以强大的资本实力将英属两个豪华品牌捷豹与路虎收入囊中。
仿制药制造是印度制造业阵营的又一支劲旅。作为发展中国家制药产业最强的经济体,印度目前拥有一万多家制药厂、3000多家中大型仿制药公司和6万个仿制药品牌。全球仿制药营收TOP 10企业中,印度占一半,其国内行业产值规模达到近500亿美元,药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三位,疫苗产量占全球60%,仿制药供应量占全球的20%。与此同时,600多家药品出口公司将价值250亿美元的药品送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占到了印度总出口额的38%。
卫星航天材料产品制造是近10年印度崛起的一个新兴产业。2014年,印度在亚洲国家中率先将卫星送入火星轨道,让外界首次见证了其在卫星制造业领域长达60多年沉淀出的厚积薄发之力。5年后,印度成功用反卫星导弹摧毁一颗卫星,由此成为世界上第四个获得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去年8月,印度的月船3号探测器成功登月,印度正式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中国之后的全球第四个成功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也是全球首个用登月车抵达月球南极的国家。
全面地评判,印度在全球制造业宏大方阵中的确拥有一席之地。尽管如此,印度却还算不上是制造大国,更称不上制造强国。一方面,印度嵌入全球制造业分工,尤其是产业链关键部位的覆盖面非常有限,且深度不够。同时,海外生产加工能力的羸弱限制了其全球扩张以及面向用户进行有效圈层的步伐;另一方面,印度制造业并未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许多行业不得不依赖国外产业链的产品供给,至多印度也只能算一个终端组装基地,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话语权难免不被稀释;再者,印度十分缺乏有影响力的国际品牌,总共仅七家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其中制造企业只有塔塔集团一家。即便是其驰名全球的仿制药,也难逃终身贴牌之困。受到以上短板的制约,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印度制造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只有3%,落后于中国28个百分点。
按照印度政府提出的“印度制造1.0”计划和“印度制造2.0”计划,2025年印度制造业对GDP的贡献须提至25%。为此,印度政府出台了名为“生产相关的激励计划”(PLI)的国家产业支持政策,该政策最初主要针对的是制药和医疗器械制造、移动产品制造和电子元件三个行业,后来扩展到了化学电池、半导体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因此获得了十分明确的财政资金支持金额。除了真金白银的激励与支持外,印度政府还面向国内外制造企业提供厂房、土地等资源要素方面的优惠让利,同时,对于本土制造业领域的初创公司和新出口商,放宽出口商合规标准,并提供海外商务活动的机票全额报销服务,而现有出口商可享受上限为20%的同等福利支持。另外,为吸引国外制造业管理与技术人才,印度政府准备提高个人所得税免税上限并降低税率、变动征税豁免细则。更重要的是,在密集抛出橄榄枝的同时,印度政府还对进口产品抡起了大棒。
据《印度快报》报道,仅最近5年来,印度就对500多个进口商品类别提高了关税,涉及商品4000多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将录像和摄影设备等电子电器产品的进口税从10%提升至15%,将电视和微波炉的进口税由10%提高到20%,将进口手机的税率从10%提高至20%。另外,空调、冰箱、洗衣机、鞋类、塑料制品以及行李箱等进口产品的进口税率提升幅度都在10%以上,而且不排除还有提高的可能。更具有杀手锏意义的是,在出台了限制智能电视进口禁令的三年后,印度又将个人电脑与笔记本电脑纳入进口限制范畴。
除了创造提振制造业的政策综合量能外,印度无疑还占据着壮大制造业的人口红利优势。作为全球第一大人口国,印度目前人口总数达14.25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测,2027年印度总人口将接近17亿。最为关键的是,15—59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80%,人口中位数年龄仅为28.2岁,25岁以下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35岁以下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可以说,印度是全球最为“年轻”的国家之一。基于以上人口的结构性特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未来10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可达到10亿。
充沛与富有弹性的人口资源不仅为制造企业创造了更为充分的劳动力选择空间,还能在工资价格博弈上占据更主动的地位,从而利于企业有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与增强市场的竞争力。而巨量人口规模其实就是强大的消费引擎。目前印度消费存量规模为2.3万亿美元,除了人口增量还会叠加出更大的消费动能外,印度城镇化水平时下不到30%,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消费也必然更强有力地扩张,高盛由此乐观预测,到2031年,印度消费市场将飙升至5.2万亿美元。需求端消费口径的扩展与消费动能的勃发,直接拉动的是供给端企业产品销售量的劲升以及营收利润的全方位持续改善,包括医药制造、服装制造、汽车制造以及食品制造、电池生产和家电制造等许多行业都将从中大获裨益。
瞄准印度巨大的人口红利优势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魅力,外资企业集群进入印度展开了投资布局。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印度FDI(外国直接投资)累计流入量超过9600多亿美元,年度实际利用外资从最初的243亿美元上升到710亿美元,涨幅290%,同时全球营商环境从142名上升到63名,而在涌入印度的跨国公司恢弘阵容中,很容易看到苹果、特斯拉以及三星等全球制造业头部公司的身影。利用众多外资企业,印度制造不仅可以通过资本嫁接的力量在国内延伸产业链布局、填平行业短板,还能更快地赢得海外销售渠道与增量市场,从而较深地嵌入国际合作分工体系之中。
当然,印度劳动力素质不高的问题也客观存在。数据显示,目前印度成年人文盲人数高达2.8亿,5.42亿劳动力中只有7300万人接受过某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正式与非正式),正式技术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仅为3%,远低于亚洲制造大国中国与日本,而且整体劳动力的良品率也不足50%。低素质工人群体既不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也抑制了印度制造业改写固有技术落差的强度与效力;同时,印度政府为发展制造业而引进外资基本上采取的是“市场换资本”路线,但在外企紧紧拿捏住技术瓶颈的前提下,结果只能是印度企业永远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远不能形成弯道超车的功力。
软件难以匹配的同时,制造业面临的硬件刚性约束也不少。印度的基础设施,尤其是物流与数字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同时,电力、水源等资源长期短缺,补齐这些关键短板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投入。但问题是,印度政府目前的债务总额达到了21.5万亿美元,为43年来最高纪录,债务占比升至88%,不仅远高于IMF建议的60%债务上限,也超过了新兴市场国家64%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印度政府财政赤字率达到6.8%,也远甚于IMF建议的3%。后续若无更强大的资金支持,印度基础设施不出现根本性改观,制造业就难以获取弹跳跃起的宽阔平台。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张锐)